一起并不复杂的工伤纠纷缘何历经7年才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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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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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
  • 2018-06-26 08:57

一起并不复杂的工伤纠纷缘何历经7年才完结 

 日前,衢州的吴师傅给记者打来电话,他最后一笔的执行款及利息经法院执行已拿到手,但对因一审法院的错判给其造成车旅费、误工费等损失得不到补偿,仍有些不满意。

两个月前,吴师傅曾在其老婆陪同下,来到记者的办公室求助。

吴师傅的这起普通的工伤案件,经过了劳动仲裁、一审、二审,再审的一审、二审,直至省高院的申请再审、裁定驳回……经历了7个年头。

马拉松式的维权究竟是为何?翻阅判决书,记者发现,案情其实并不复杂,主要是一审时,法院采信公司举证,将吴师傅每月的工资按照他当时核交工伤保险1400元的标准作出了判决。但事实上,发生工伤前,吴师傅每月的工资不止1400元。权益受到侵犯的吴师傅,坚决要求维权。

工伤维权历经7年之久

吴师傅于2009年8月到衢州市永加化工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工作。2011年3月8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一份(2009年8月至2011年2月为无劳动合同阶段——记者注),合同期限为2011年3月8日至2012年2月28日。

公司于2011年4月为吴师傅缴纳了工伤保险,但未缴纳其他社会保险。

2011年8月1日,吴师傅在岗位作业时不慎从设备上掉落,造成右胫腓骨下段粉碎性骨折,后进行右小腿中下段截肢。吴师傅住院期间,公司为其垫付了大部分医疗费用。

2011年8月22日,吴师傅被认定为工伤,2011年12月23日,经衢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构成五级伤残。

2012年7月31日,吴师傅就与公司的工伤赔偿事宜向衢州市柯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关系。

2012年11月的一审、2013年3月的二审都认定吴师傅的工资按照1400元每月核算;2015年2月,衢州中院裁定再审;2015年10月再审的一审法院、2016年再审的二审法院认定吴师傅的工资按照2700元每月核算。

经历再审二审后,吴师傅的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费、补缴社会保险费等诉求得到法院支持,但他认为还有些权益没有得到支持,于是向省高院提出申请再审。

吴师傅申请再审的诉求有:1.他虽然于2011年12月23日被评定为伤残五级,但此后一直休息,公司亦未为吴师傅安排工作岗位,故要求支付12个月留薪待遇;2.他实际需要护理的时间为295天,原判仅认定53天是错误的,而且原判认定的护理费标准也明显偏低;3.他因伤致残而需要配置假肢,社保机构可以支付的假肢配置费用远远低于实际金额,要求公司支付差额部分。4.2011年2月前公司一直未与他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理当支付双倍工资。

省高院驳回了吴师傅的再审申请2017年12月,省高院裁定驳回吴师傅再审申请。

——关于停工留薪期待遇问题

省高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12个月……工伤职工评定伤残等级后,停发原待遇,按照本章的有关规定享受伤残待遇。”吴师傅于2011年12月23日被评定为伤残五级,根据上述规定,此后其无权再行享有停工留薪待遇。故吴师傅关于其定残后仍可享有停工留薪待遇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难以成立。

——关于辅助器具配置费问题

《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工伤职工因日常生活或者就业需要,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可以安装假肢、矫形器、假眼、假牙和配置轮椅等辅助器具,所需费用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即工伤职工配置辅助器具的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职工无权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该项费用。故吴师傅要求公司承担辅助器具配置费差额部分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难以成立。

——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2011年3月8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时,吴师傅应就此前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提出权利主张,但其直至2012年7月31日才申请劳动仲裁,已经超过法定仲裁时效。故原判据此对其该项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吴师傅提出其系文盲,2011年3月8日劳动合同的内容并不知情,该劳动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并无约束力。然经审查,该份劳动合同确系吴师傅本人所签,至于其对合同内容是否全部详细知情,并不影响合同效力,更不影响双方曾签订劳动合同事实之认定。故吴师傅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浙江匡智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韩全啟认为,我国工伤认定实行无过错归责原则,本身就是对工伤职工的倾斜性司法保护。随着我国制定发布越来越多的劳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加大了对劳动者的司法保护力度。劳动者依法维权无可厚非,但是维权要“适度”,应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提出合法合理诉求。“过度”维权,不仅不能实现诉讼目的,也浪费了司法资源。(来源:《浙江工人日报》记者 羊荣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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